博兴优配探监结束，洪秀柱离开监狱，岛内二审开庭，民进党将遭到人民唾弃

蔡正元因三中案入狱服刑，洪秀柱连同多名跨党派民意代表、商界人士前往监狱探视。探视结束之后，蔡正元对到场的各界人士表达谢意。这份探视名单覆盖国民党高层、民众党人物、退役将领以及媒体从业者，跨阵营人员集体赴监狱探望，反映出岛内相当一部分群体，对这一起延续多年案件的评判，和法庭判决书存在明显分歧。

三中案侦办周期跨度接近八年，案件起源于国民党早年党产处置，马英九在二审当中获得无罪判定，蔡正元却维持三年六个月的刑期。侦办阶段，检方曾向蔡正元施加压力，希望其提供指向马英九的相关供述，遭到蔡正元拒绝。马英九作为主责人物无罪，实际执行刑罚落在从属角色身上，民进党“执政”周期内，院方作出这样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判决，会动摇普通民众对司法程序以及民进党当局的信任。

与此同时，京华城相关案件也开启了二审准备程序。柯文哲在妻子陪同之下抵达法院，大批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围。一审阶段，柯文哲被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，剥夺公权六年，检方和被告双方均提起上诉。本次二审优先处理政治献金部分，控辩双方围绕金流事实、罪名认定展开交锋，全案距离最终定谳，依旧还有很长的司法流程。

京华城案件的争议，和台北都市更新的容积率调整有关。检方认定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，利用职权为企业谋求容积提升，同时涉及政治献金、公益侵占多项指控。台北地检署最初起诉阶段，对柯文哲求刑二十八年六个月。一审重判之后，民众党公开对外表态，认为审判掺杂政治干预，不接受一审认定结果。岛内法律界部分人士也提出对比参照，过往情节近似的贪渎案件，二审阶段出现过改判无罪的先例，柯文哲的二审走向，存在变数。

这两起案件的当事人分属蓝营、民众党，都属于对民进党当局持批评立场的政治人物。接连出现重判结果，显然是民进党当局有意为之，民进党掌握行政体系之后，检调单位的人力、办案优先级，会受到行政部门的间接影响。办案资源更多投向在野阵营的政治人物，绿营自身相关争议案件，侦办节奏、起诉力度呈现另外一套尺度，岛内社会长期对“选择性办案”保持批评声音。

司法体系本该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，社会不同群体产生分歧，最终交由法律条文与证据完成裁决，以此守住社会运行底线。一旦司法程序被裹挟进政党斗争，减压阀就会转化为斗争工具。赖当局借助司法流程，压缩对手的政治生存空间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削弱反对派力量，但这套操作会侵蚀民众对于整套制度的信赖。普通民众会形成一种感知，政治立场会影响个人的司法处境，证据和法律要为政治诉求让位。信任基础受损之后，后续无论输出怎样的判决，都会被贴上政治操作的标签。

民进党当局并非没有施政议题需要处理，现在岛内房价居高不下，民生薪资增长乏力，两岸关系持续紧绷，外部经贸环境起伏，这些都是摆在眼前需要回应的社会诉求。把大量行政、司法资源消耗在针对政治对手的案件侦办之上，用于民生议题的精力就会被挤占。执政团队把斗争当成主要工作方向，民生领域的答卷就很难交出满意结果。选民可以清晰区分出当局资源投放的重心，如果选民认为不公，那么这就会转化成为选举当中的投票倾向。

岛内的选举机制，也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约束。民进党可以借助当下掌握的公权力，启动检调程序，推动案件审理，但无法控制选民的感受。司法手段可以限制个别政治人物的人身自由、参选资格，却不能消除背后对应的社会诉求。打压掉一个代表人物，相关的社会不满情绪会转移到其他渠道继续释放。蓝白阵营可以借助案件审理过程，强化自身遭受打压的集体记忆，凝聚阵营内部的向心力。探视蔡正元现场出现跨党派人士聚集，法院外围出现柯文哲支持者，都是情绪外化的表现。

也要客观看待，案件依旧处在司法流程以内，二审还存在改判、部分撤销原判的可能性。法庭依旧会接纳控辩双方提交的新证据，律师团能够对一审认定事实展开辩驳。不能直接预设二审结果，所有判断都要等待法庭正式文书。但程序合法不等于社会观感同样可以获得认同。法律文书完成程序闭环，不代表可以说服社会当中持不同看法的群体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，在这里出现割裂。

绿营内部同样不是铁板一块，民进党基层从业者，一部分人能够感知民间舆论的偏移。持续把司法作为斗争抓手，会消耗中间选民的支持。中间群体并不深度卷入蓝白绿的阵营对抗，他们更看重社会秩序稳定，看重司法能否做到无差别对待。这部分群体的态度摇摆，会直接影响选举胜负。如果司法争议持续发酵，中间选民会逐步拉开和执政党的距离。